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，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，颁布实行“两税法”，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，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，所以，对中国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。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，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不相同的国家观念。两税法的核心是“唯以资产为宗”，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、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；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，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。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，因而存在着重大局限，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，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，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，这放开了一条缺口，使地主阶级、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、经营产业，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，即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。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。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。唐朝中期以前，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，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，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口号是“均贫富”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“替天(“天”指皇帝)行道”。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，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，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(富人受惠当然更大)。正因如此，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。